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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政治的口号,喜欢讽刺以对。 卑南族的孙大川,从小爱涂鸦。 以「酒」为名的书写,如脱缰的野马,随处可见。饮酒过量有碍健康

监察院前副院长孙大川先生以涂鸦书写闻名于艺文圈及政坛,正在华山红馆展出的「番人写字」书画展,呈现他幽默的个性......

一 少年字画迷

自小就爱涂鸦,但从来未想过要将这些胡乱涂写的「作品」,集结成册并公开展览。

涂鸦的习惯可能和成长的环境有关。我是一个1950年代初生长在台东边缘部落的卑南族人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部落里既没有图书更没有什么文具,我们汲取知识的来源,主要和生活实用有关,而一些规范性的伦理训导,则又都来自长辈们的口耳相传。所谓「书本」的知识,是不存在的;「文字」对我们来说,是陌生的。

1959年,我六岁,从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回来度大一暑假的大姊,扛着一箱书回家。那一年夏天,我被大姊书里的图文所迷惑,翻了又翻、画了又画。第二年九月,我进小学,开始学国语,从ㄅㄆㄇㄈ一笔一画来学习。我最欢喜每学期开学发新书的时刻,书的香味和一页一页新鲜的图画及单字,给我带来无限的满足。通常,我会一口气翻遍所有新书的内容。从那时候起,我就开始有囤积书籍和胡乱涂鸦的习惯。

大姊大学毕业后,返台东女中任教,不久便和浙江籍青年军出生的大姐夫张俊渭先生结婚,移居桃园龟山。大姊大学时代的书,成了我第一批的收藏;后来二姊、三姊、小姊姊的书籍也陆陆续续由我接管。大姐夫知道我喜欢字画,也常寄一些小画册回来,有黄君璧、于右任、溥心畬等等,影响我最大的是张大千的字画。肥瘦拉扯像螃蟹的字体,大片的泼墨,很适合我的性格。我临摹大千先生的墨荷、松竹、仕女,还用老家剩余的「和室纸」摹写〈长江万里图〉的一部分; 每次涂鸦完毕,对着我的家人和一脸茫然的部落玩伴,自吹自擂、口沫横飞,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觉得滑稽。

上初中之后,不再和父母一起睡,我拥有自己一间小小的塌塌米房。除了一张小书桌,四面墙挂满了我的「书法」和「画作」,角落还叠起我「接收」的藏书,一派文士风格。每每坐进自己精心布置的房间,翻翻书桌上的书本,游目四周的「大作」,为之踌躇满志。这个毛病我一生不改,妻子、儿女深受其害,但也无可奈何。从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到比利时留学,后来在东吴、东华、政大及政府机关教书、工作,每到一个新的住所、研究室或办公室,我的书和字画就跟着搬到那里,挂到那里,一点也不嫌累。

二 帖外摸索

因为一直都是随兴涂鸦,我既无师承也不耐临帖,是自耕农,写的是「有机字」。虽然如此,我从小却很注意长辈或师友们写字的风格。我父亲孙夫勇先生,民国前五年生,虽没受过正式的教育,却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日文字。 我的表舅孙德昌校长,日据时代读台南师范,和后来被枪毙的邹族高一生同班同学,他晚年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,常将主日弥撒经文以日文假名拼写的方式手译成卑南语,供族人阅读。和父亲比较,表舅的书体工整、一丝不苟,父亲的字则显得放松许多。我后来发现早期师范教育出生的国文老师字体大都比较拘谨。大学时代师长们的板书,常和他们研究的专业相应。教经学史的屈万里先生,写字一笔一画,交代得清清楚楚,就像镌刻的一样;金嘉锡先生,字如庄子,飘逸潇洒,灵活自在。

我生性大概和父亲一样,性格较偏向老庄。我家二姊孙秀女女士也有这种倾向,她1961年台北护校毕业,一直在卫生单位工作,行事作风像男子,多才多艺,字体豪迈,完全不受拘束。二姊握笔的方式很特别,拇指、食指和中指抓在钢笔很后段的位置,离笔尖远远的,写字像用脚尖跳舞。后来我看我二姊夫贾廷僚的字,笔意显然影响二姊很深,只是二姊的字更野、更狂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写字的心态和作风,应该无形中受二姊、二姊夫的影响,和父亲同属一脉,我们都不临帖,也不懂书法的种种规范。

严格说来,我应该是在大学时代才算是真正开始接触书法行家,那之前纸笔不计较,纯粹涂鸦。这个转变主要是受同班同学夏振基先生的薰染。夏振基,马来西亚侨生,大我们六岁。进台大中文系之前他显然就有书法、篆刻、绘画和古典诗词的根底。大学四年,我们住在同一栋男生宿舍,我住210室,他住212室。老同学不但笔墨纸砚样样俱全,画画篆刻也样样都来,我第一颗专用的闲章就是他刻给我的。「海量」二字对我不知是褒是贬,边款「赌酒须羨海量,大川以为然否」,倒是非常符合我的味口。这颗小印章从此和我辗转天涯,变成我落款自我指涉的称号。老同学的薰陶不仅止于此,他泡红茶、喝咖啡、抽「Dunhill」、吃酒、唱老歌…,所有可能玩物丧志的文人习气他都具备。写字刻印原来不光是一种技艺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情调。他和台静农先生、汪中先生颇有往来,与王北岳先生、戴兰村先生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。「夏老大」深知我对画画写字定性不够,大学四年下来,根本不耐指导,任凭我涂鸦乱写,既不批评也不鼓励。我最大的收获是从此以后画画写字胆子越来越大,更可以从他那里A到上好的笔墨纸砚。毕业时除了「海量」那颗印,我唯一正式获赠的一幅字是一张小小的「莫漫愁沽酒,囊中自有钱」,像极了他的性格,我们的确在一起「穷开心」了整整四年。老同学回马来西亚之后,教书、写字、授徒不断,尤其用心制联,赢得「联王」的美誉。我的戏墨、涂鸦人生最该感谢的是他,我们永远的夏老大。

三 笔墨混迹天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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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预官役期间,我除了带一些书,笔墨纸砚,移防到哪里就带到哪里。不久调到师部参一科当人事官,科里文书兵纪仰昱先生写得一手好字,楷、碑尤精,老参谋官也爱写字,一年十个月的军旅生涯,两岸和平不打仗,我乐得玩笔弄墨。退伍考上辅大哲学研究所,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是校长罗光总主教。总主教画马、画竹也写字,看他的书画风格大概和我一样,属于直抒性情那一类。研究所期间, 我还在新庄附近的清传商职任教。校长连胜彦先生,师事澹庐曹秋圃先生,乃书法名家。因他的影响,清传有非常浓厚的艺术气氛,让我悠游自在。

硕士班毕业后,偶然机缘得南怀仁基金会的支持,赴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,笔墨当然是要带的。那段期间,为当地中国餐馆写招牌、画屏风,为两岸三地同学写字补壁,是经常有的事。当年我们台湾同学会还策划了一场「宝岛之夜」。为募款起见,我们将各色壁报纸切成四等分,贴上裁好的空白宣纸,权当裱过的一样。我一面带大家跳「山地舞」、舞狮、指挥合唱,还赶场到书法区,为「洋同学」们写字。我们准备好三、四本中英对照的唐诗选集,同学们可以任选一首排队指定来让我书写。忘了当时一幅字定价多少比利时法朗,只记得求字的队伍排得长长的,应该为同学会赚进不少银两。

那段时期,国安局的李天铎也在新鲁汶大学深造,我一向与军人投缘,一见如故,常杯酒高歌,谈论家国。1986年他学成归国前夕,希望我写一幅李白的〈将进酒〉存念,我不知天高地厚,慨然应允。记得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,我喝掉一瓶红酒壮胆,展开卷筒,一口气从「黄河之水天上来」写到「与尔同销万古愁」,落款是:「丙寅年暮春海量大川于比利时酒后使笔一挥」,在欢送会上亲手交给天铎, 作为惜别礼物。之后,我们阔别二十多年,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奋斗浮沉。

2006年某日,我和他及湘如嫂在大直「黑白切」不期而遇,天铎劈头第一句话就说:「你给我写的〈将进酒〉,二十多年来从台湾到法国,我派到哪里就带到哪……,现在就挂在我客厅的墙壁上。」2017年春节过后,天铎邀一桌好友到他充满艺术气息的豪宅喝春酒,大女儿、女婿陪同出席,饭后便在那幅多年的旧作前合影, 见证这段不可思议的情谊。

2009年我因八八风灾重返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任职,救灾工作繁钜,行政院、立法院及内部会议一个接一个,有时深感枯燥、疲累。为了调剂身心、保持平衡,随手抓起桌上的纸笔胡乱涂鸦,画质询的立法委员、画对桌的内阁阁员。我曾将画林中森祕书长和陈冲院长的涂鸦给内阁同仁看,林祕书长绷紧的面孔和陈院长加菲猫的模样,大家都觉得颇有几分神似。我因而更加大胆了,涂鸦的范围逐渐扩大,画朋友打瞌睡、临摹八大山人、丰子恺、马蒂斯等中西名家的画作,更氾滥至各式各样的裸女图片。纸张是随处拿的,尺寸、颜色、破损不计。我习惯用日本吴竹笔来涂鸦,并规定自己尽可能在十分钟内画完,有时候顺手,有时候功亏一篑。写字、画画对我来说,最大的乐趣,就在其不确定性,每次落笔完全没把握最后会写成怎样。今年稍早,我突然心血来潮,在一个凉爽的午后,濡笔默写范仲淹的〈岳阳楼记〉,第一次试写,前后不到四十分钟,一气呵成,既没布局,更没草稿,笔笔冒险。完成时呼一口大气,全身起鸡皮疙瘩,像中了邪一样。全卷首尾约7.5公尺长。现在回想起来,仍觉得难以想像。

四 正心诚意之外

我当然知道「书道」自有其庄严的一面,也愿意相信它有正心诚意的教化功能。但不知从何时起就十分排斥书法展里千遍一律的运笔方式,有时因为讨厌自己写出来的字像某某某,便故意用左手来写。内容方面,虽也常写诗词歌赋和儒释道的哲理金句,但对那些自己永远做不到的格言训诫,却愈来愈有隔阂感。所以「提不起」、「放不下」、「半醒」、「持杯人」、「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三杯」、「在哪里跌倒,在哪里躺好」之类的句子,便层出不穷了,目的只想借此坦承人性脆弱的事实。对政治的口号,我也喜欢讽刺以对,「山民主义」、「一寸山河一樽酒,十万青年十万瓶」、「酒二共识,一盅各表」等等即属此类。当然以「酒」为名的书写,更如脱缰的野马,随处可见。「身心俱啤」、「有口皆杯」、「登高必自杯」、「杯从中来」、「举光日」、「久久酒一次」、「如山如水,有酒有歌」等等都是我爱写的句子。我还以拟声的方式写出「把来」、「酒来」、「渴来」的日本人划酒拳,引起部落族人哈哈大笑,觉得中国书法原来可以离自己那么近。

沈谦先生在世的时候,曾给我看一对嵌字联:「陈水扁单耳偏听,吕秀莲双口多言」,很引起我为政治人物或名人制联的兴趣。一如随兴涂鸦一样,我当然无法像沈先生那样对仗、平仄、押韵工工整整,但却自有一套插科打诨的做法。比较规矩的如写给江宜桦院长的嵌字联「名无固宜言默由心,山有佳桦烟雨相随」;豪放的如给陆委会前主委赖幸媛的「所幸两岸风云过,名媛孤帆江山渡」;调侃的如写给我敬重的前总统府祕书长陈师孟的「师父大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到底为什么,孟老夫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终究没人理」;无厘头的如写给马英九总统的「英英美代子,九九乘法表」;为了逼酒党曾永义先生让出党魁位置未果,特制一联「永不退让做党魁,义无反顾干到底」,以状其坚定之意志…。这些涂鸦书写, 只为一时即兴的趣味,完全认真不得。

长久以来,我写字落款都以老同学夏振基的赐号「海量」为名。2014年转任监察院之后,为表达对老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孺慕之情,开始用「左衽」的别号,取「吾其披发左衽矣」之意,既追随老院长,同时表明宁做「番人」的心志。2021年5月间,诗人李魁贤先生常在脸书上看我涂鸦临写八大山人的画作,建议我另用「八大川人」的别号。想想我亲哥哥就叫「孙大山」, 与「八大山人」在名称上似有脉络可循,觉得趣味盎然,便欣然接受,我因而又多了一个落款的称号。玩物丧志至此,不亦快哉!

五 坐对斜阳游于艺

近十年来,承蒙古董专家兼收藏家毕庶强、林珍年夫妇的鼓励和抬爱,认为我的涂鸦书写或许还可以带给人一些轻松、自在的「笑果」。他们认真整理了我庞大、散乱的「作品」,安排多次的展览,并穿针引线让我认识了陶艺家陈志忠夫妇,合力创作了一些陶艺品,为我涂鸦之路开辟了另一个可能性。行年即将迈入七十,或许真该放下一切,认真考虑「游于艺」这件事了…。

唯一感到不安的是,我写字、涂鸦完全任性而为,许多自以为是的歪理,希望没有冒犯到方家们的规矩;同时也希望自己错误的示范,不会给爱好书画的年轻朋友带来困扰,是所至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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